近日来，因遭遇媒体曝光——“高考总分561分将被分清华大学降低60分录取”，“美少女作家”蒋方舟陷入了舆论漩涡之中。针对此事，赞同者有之，但反对者更多。面对汹涌而至的交口质疑声，她不得不逃离媒体视线以自保，并在博客上发文“示弱”称，自己没有被破格录取，“按目前的进程，我没有被任何一所大学录取，恭喜和责骂都太早了”。

　　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，在该事件尚不明朗的当口，另一则“高考招生奇闻”又悄然浮出了水面。湖北考生张孟苏今年高考总分仅有445分(文科)，这个分数在国内至多读个独立学院，但她因为一个不经意的动作而获得了宝贵的机会，新加坡一所大学在一次面试之后就预录了她，并给了她20万元的奖学金。（7月13日《楚天都市报》）

　　据报道可知，所谓张孟苏“不经意的动作”，具体是指：此前，张孟苏曾到武汉大学参加一场招生咨询会，适时天下暴雨，西南大学的一位女老师在拆雨篷，因为个子矮显得分外吃力，张孟苏见状就走过去帮忙。这原本不过是干了一件举手之劳、助人为乐的小事，却诚如她所言起到了“传奇”一般的效果，被一旁来自新加坡的老师观察到了，不期而至的升学机会随之叩门而来。

　　同蒋方舟相比，张孟苏似乎要更加“幸运”。一则她的分数更低，事实上高考达到445分者，全国考生比比皆是。二则她所能仰赖的东西也更少，既非具备公众效应的作家或神童名号，也非证明资质的报纸专栏或著作，只不过是做了一个或许可用“微不足道”加以修饰的小小助人举动，因此却不仅圆了大学梦，更跻身于多少高分考生都无法企及的国外大学，并且还有着奖学金作保障，免去了出国求学的繁重经济之虞。一个成绩平常的学生加上一个平常的助人举动，借助一个异常偶然的机会，最终取得了出人意料的结果，在此意义上我们俨然不得不承认，那个乐于助人的孩子的确很幸运。

　　然而，假如我们仅视之为“助人为乐的幸运儿”事件，甚或借机树立德育的功利样板，宣扬一番“先学做人再学知识”的理念，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，笔者对此可以理解，却无法苟同。窃以为，张孟苏不可不谓不幸运，其个人品质良莠与否也不可不谓很重要，但使其品质修养具备功利效用，并最终成就其幸运的，恐怕却不是其个体要素，而是关乎着新加坡高校招生录取的制度性层面。

　　果我们对新加坡奉行已久“多元取向的大学录取制度”略有了解的话，便不难发现，张孟苏看似被“幸运”地录取，其实合乎着某种体制的必然。归纳起来，新加坡“多元取向的大学录取制度”包括了五个方面。一是考试内容选择的自主性。二是考试分数核算的灵活性。三是考试时间的变通性。四是考试组织形式的多样化。五是摒弃分数的单线条评价，实现考试评价标准的综合化。概言之，高校拥有完备的自主招生权，并全面围绕着考生个体因素展开招生工作。张孟苏生活场景中的那次不经意助人举动以及随后参加的简单面试，事实上已算出色地完成了相关学校的入学资格考试。如果一定要说她是“幸运儿”的话，我们只能说，这根源于是体制之幸。

　　而据此，我们不妨再来反观蒋方舟事件。很多论者坚持认为，清华若破格录取她将有违高考招生的公平原则，但我们是否想过，一个死板地唯分数是举、百般弊病呈现已是“太阳底下事情”（陈丹青语）的本国应试教育体制，即使我们今天仍得过且过地遵循着，满足于形式层面的公平幻觉，其自身究竟又能支撑多少公平呢？予以变革之，固然存在考生之间权利失衡的操作性风险，但若不变革，无疑是预先剥夺了所有考生的公平权利。也许，针对蒋方舟们获得体制之外的幸运权利，我们应该做的，不该是一腔口水或一番棒喝，而应是促使其幸运权利走向公平意义的可复制性，制度化语境的普遍适用性，推动本国招录工作尽快走向业已滞后良多的“多元取向”路线，让每一个孩子都能成为分数魔咒之外的蒋方舟，甚或是比其更幸运的张孟苏——很令人遗憾的一点是，照现状来看，成就其幸运的只能是远道而来新加坡高校，而非近在咫尺，比如作为其微小帮助直接受惠者的西南大学。

　　众所周知，改革应试教育体制，呼声由来已久却阻力重重。高校作为夹心层，对上要遵循其应试性的政策，对下则要面对公众的怨声载道，甚至是顶着来自各方的压力真要动手改革了，却又不得不困惑于长久应试教育模式下淤积颇深的社会思维定势，承受着无端的指责或诟病。就全国范围来看，即使是拥有清华大学那样有限的自主招生权利（即少数破格录取）者，亦是为数不多，而面对非议敢于积极行使者则少之更少。一个不言自明的事实是，不管官方或是民间，若不全面赋予并积极维护高校自主招生的权利，跨过对高等教育从稀缺性资源向国民基本权利定位转变的心门，那么，呼吁改革应试教育体制无非就是一句自欺欺人的空话。让蒋方舟上清华大学天塌不下来，给高校自主招生权利天更塌不下来，这或许正是新加坡高校以录取张孟苏给我们生动启示。(司振龙)